《西方文明的四个黑盒子》

是什么原因，造成称霸全球五百多年的西方文明，正在步入衰退？似乎好久以前就有人预言西方会没落，而如今，这种没落的迹象似乎在西方社会历随处可见：成长缓慢、债台高筑、人口老化、反社会行为。人们不禁问道：西方文明究竟出了什么毛病？

当前西方声誉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历史学者，被《时代》周刊称为“影响世界的100人”之一的尼尔‧弗格森，
在《金钱与权力》、《文明》后，又推出一本新作：《西方文明的4个黑盒子》（The Great Degeneration：How Institutions Decay and Economies Die）， 在这本书中，作者认为，答案就在西方的建制正在退化。

弗格森在《西方文明的四个黑盒子》一书中认为，代议政体、自由市场、法治、公民社会，曾是西欧、北美社会的四大支柱。

他认为，公元1500年后，使西方走上称霸全球之路的，就是这些建制，而非地理或气候上的优势。但如今，这些建制已败坏变质，情况令人忧心。

西方民主国家寅吃卯粮，把庞大债务丢给下一代、下下一代，从而破坏了不同世代间的契约关系。西方市场遭过度复杂的管制日益扭曲，那些管制措施宣称欲矫治弊病，其实它们本身就是自己口中一直强调的弊病。而法治已变质为律师治理（rule of lawyer）。公民社会已退化为非公民社会，而置身非公民社会的西方人，懒洋洋地期待国家来解决他们的所有问题。

有书评称，《西方文明的四个黑盒子》是对不负责任、自满之时代强而有力的控诉，在某些地方引发了激烈的争辩。在阿拉伯世界竭力采行民主政治，中国竭力从经济自由化转向法治之时，欧美人却在挥霍传承数百年的建制。弗格森提醒，要遏制一度称雄于世的西方文明的退化之势，需要彻底的改革。

弗格森在2012年英国BBC广播公司年度名人讲坛中，以“法治与其敌人”（Rule of law and its enemies）为题发表了专题演讲，继而扩延成这本振聋发聵的著作。

本书共分为4章：第一章“蜂巢社会”，第二章“达尔文主义经济”，第三章“法律全景”，第四章“公民社会与非公民社会”。弗格森认为，称霸世界只是一时的现象，并以此作为立论的起点。五百年前西方的生活水平和世上其他地方差不多。但二十世纪开始时，西方的生活水平比其他地方高了十九倍，而今，则只比亚洲某些大经济体高了三或四倍。

弗格森把民主、资本主义、法治和公民社会视为西方建制的主要特点。他认为，福利国体制似乎制造出愈来愈多不事生产的寄生虫，让辛勤工作者来供养，尽管这观点并非人人都认同。他的剖析中最令人耳目一新之处，是他认为不该施行复杂的管制，因为复杂的管制本身“已反倒成为它所宣称要整治的那个疾病，扭曲、腐化了政治、经济过程。”
西方已陷入无药可救的衰退吗？弗格森主张，冷战结束、自由民主主义与自由市场看似胜利才不到二十五年，西欧与北美的政治、经济霸权正迅速滑落。

西方列强于十八世纪扩张其政治、经济势力时，亚当‧斯密写到「进步」国与「停滞」国的差异。进步国是英国和其美洲殖民地，而一度「富裕」的国家，中国，在中央集权统治、官僚、有缺陷法律之下，已「停滞许久」。如今，反倒是中国，经济发展迅猛，人均收入正迅速追赶美国，地缘政治影响力大增。对於中国经济是否将如此持续成长，弗格森有所保留，因為「它的市场改革仍由一批继续把关键资源的分配抓在手上的排他性、榨取性菁英主导」，但对於西方的衰落，他则少有怀疑。他逐一检视作為现代西方国家、社会之基础，且大体上源於英国的那些建制，发现它们日益败坏。

他写道，「英格兰是第一个得以拥有『包容性』或『多元性』政治建制，而未走上『榨取性』政治建制的国家」，且是第一个发展出代议制的国家。代议制具有使政府对人民负责的优点，但如果作為选民的人民变得不负责任（不只无视自己的最佳利益，而且漠视后代的利益）如果政府為了安抚人民而默然接受他们的要求，会变成怎样？弗格森主张，结果就是背负巨额公债，使一代的选民得以在牺牲未来数代人利益下过日子，从而打破了柏克（Edmund Burke）眼中不同世代间的基本社会契约。

选民也要求生活安稳：不该有意外，投资不该有风险，儘管在优胜劣败的经济活动裡，风险必然存在。為了安稳，管制性架构应运而生，以使生活更安全，以防止或减轻「必然伴随经济衰退而来的大灭绝」，而构成现代金融体系且相互作用的各组成部分所结成的复杂网络，已使经济衰退的机率更高於以往。管制过多的危害，和管制过少的危害一样大？弗格森表示，在要求更严格管制金融、银行业的呼声中，我们应想想在这现今这场经济危机之前已有多大幅度的管制，那样的管制成效何其微，对不理会那管制者所祭出的惩罚何其轻微。

作者还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进行剖析。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认为那场危机的元凶不是解除管制，而是管制不当。他也批评美联储在资产价格下跌时调降利率，却在资产价格上涨时袖手旁观，无所作为。尤其重要的是，作者对管制能否除弊表示怀疑。如果可以选择，他会主张遵循白芝浩所定下的那些简单原则，包括中央银行应在危机时放手放款，但应以惩罚性利率放款。

作者似乎把重点摆在谈法律与公民社会的那最后两章。对于以判例为基础的英国传统作法和较以原则為基础的理论两者，他无法完全定夺其优劣。但他确信何者是法治的敌人，包括国安掛帅体制、成文法的日益复杂和臃肿、日益升高的成本。他主张，管制欲造成法律条项的大增，而那未促成法治，反倒促成「律师治理」。就英国来说，普通法的衰落和大陆法的入侵，则加剧「律师治理」的现象。

弗格森主张要免於退化加剧，只有靠「具魄力的领导和彻底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