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95岁高龄老人生病住院，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不过，当这位老人是纳尔逊-曼德拉时，一切又将不同。当全世界都为之祈祷时，法新社驻南非记者 Jean Liou想起了曼德拉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对手 南非前总统德克勒克。在作者看来，这两个人“被历史连接在一起，却从不是朋友”。
“敌对的兄弟”
当曼德拉病重时，全世界的关注纷至沓来，尤其是同为诺贝尔得主的奥巴马和达赖喇嘛等人也送上祝福。但很长时间内，其中缺少一个重要的声音，那就是和他分享1993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德克勒克。虽然“德克勒克基金会”的负责人表示，这位白人前总统已经通过私人渠道给曼德拉带去问候，之所以低调，是不想再引发没有必要的争论。
但是德克勒克本人最终还是打破了沉默，最近他在出席加蓬的一次经济论坛时表示：“这是一位极其杰出的人物，是的，我为他本人和他的家庭祈祷。”
德克勒克并不讳言可能出现的不幸结果，近年来他已经提到过曼德拉身后的南非前景。这一次他表示，即便曼德拉离去，仍然留下了“至关重要的遗产”（héritage fondamentalement important）。他同时也强调，必须把“曼德拉的遗产”和“曼德拉本人”区分开来。在他看来，即使曼德拉离世，南非也不会出现危机，反而会更加彰显出曼德拉遗产的重要性。而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以他为榜样，延续他的政治遗产，也就是坚持协商和解的重要性。
这两位联手促成南非从种族隔离制度向民主制度转型的伟大人物，彼此之间的关系却不是能轻易形容的。最后一任白人总统从未真正成为第一位黑人总统的朋友，相反，德克勒克创造了一个别出心裁的说法 “敌对的兄弟”（frère ennemi）。
兄弟之间有惺惺相惜的一面。在分享1993年诺贝尔和平奖时，曼德拉赞扬德克勒克“有勇气承认种族隔离制度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可怕的错误，并且有必要的远见来理解并接受这一点，即所有南非人必须通过协商来共同决定他们的未来。”
反过来，2008年德克勒克也曾经评价曼德拉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并向后者的“坚定、宽恕和谦恭”表达敬意，此外他还赞扬了曼德拉的“原则与坚韧”，以及“睿智和对人性的体察”。
但是这对“敌对兄弟”之间并没有变成一团和气。在2012年，面对南非人民对曼德拉的普遍尊崇，德克勒克却表示“我并不同意把曼德拉生平描述成一部使徒传”，这引发了激烈的论战。他还进一步声称，曼德拉并不是今天广泛赞颂的那样，是一个圣洁而仁慈的人物，相反，曼德拉曾经是“粗暴”和“偏颇”的。
协力走出历史的泥沼
当1989年德克勒克成为南非总统时，他以立场保守而著称，尤其在此前担任教育部长时极力支持大学内的种族隔离。但是他很快就意识到，面对国际谴责、经济制裁和文化体育活动抵制，尤其是南非国内此起彼伏的反抗，这套自1948年以来施行的种族隔离制度注定无法再维持下去了。他在1990年2月表示，谈判协商的时刻到来了，由此，反种族隔离的运动得以合法化，包括曼德拉在内的政治犯获得释放。而那时，曼德拉已经在监狱中服刑27年。
尽管此后的政治协商过程充满火药味，但德克勒克事后在回顾当年的“解冻”决定时，仍然深感庆幸避免了一场灾难，防止让这个国家陷于万劫不复境地。同样幸运的是，在监狱中度过27年岁月的曼德拉，也并没有让复仇的念头支配自己，相反，他转而倾向于支持协商谈判达成和解。
曼德拉和德克勒克都知道如何去研究他们的对手，以便更好地和对方讨价还价。但他们同样也都很惊讶地发现，自从第一次会面起，他们都能够倾听对方的想法。两个人都是实用主义者，他们心里都清楚，不管是自己还是对手，都没有失败的本钱，必须尽全力避免内战的局面。
德克勒克回忆说，“有时候我们之间存在重大分歧，甚至彼此恶语相向，但是当危机临头，我们也总能成功地超越争议，找到解决办法。”
当曼德拉当选为南非第一任黑人总统时，尽管心里并不情愿，但德克勒克还是担任了两年副总统，以确保转型能够顺利进行。而一旦南非新宪法通过，他就辞去了职务。德克勒克于1997年退出政坛，但以他名字命名的基金会还在致力于保卫白人 尤其是当年荷兰殖民者的后裔 的权益。
今天，他们已经不是政治对手了。尽管德克勒克透露，当两人都退休之后，也会到彼此家里作客。但他们的关系也从来没有真正热络起来。
我们从曼德拉和德克勒克身上学到什么？
全球媒体聚焦曼德拉的病情，并热衷于盘点他的政治遗产，看上去多少有点“未盖棺就定论”的讽刺。但在这个问题上，或许德克勒克是对的，应当把曼德拉的政治遗产和曼德拉本人区分开。在经历过漫长而艰苦的“光辉岁月”之后，曼德拉已经成为全世界的道义偶像。作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一尊里程碑，他已经被载入史册。
但是这尊偶像也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博弈仿佛一场足球赛，如果只有前锋怒射，而门将呆若木鸡，或恼羞成怒拒绝承认进球，都很难说得上是精彩比赛。南非的政治转型之所以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的经典案例，正是因为博弈双方攻防都堪称精彩。虽然曼德拉领导的非国大最终获胜，但德克勒克和他的党派也充分展现了政治远见、气度和智慧。当意识到历史大势所趋时，不恋栈，不弄权，在竭力维护自身正当利益的前提下，完成一次悲壮的谢幕。
后一种抉择并不轻松。相反，掌握权力的人往往倾向于走向极端，动用一切资源维持“稳定”、维护自己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在更多情况下，失败者会以齐奥塞斯库、萨达姆、卡扎菲的面目出现。相比众多身败名裂的独裁者，像德克勒克这样全身而退，反而是政治文明进化史上的特殊个案。
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把南非的转型和美国南北战争相对比，二者的核心议题都是黑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而把曼德拉比作南非版的林肯的话（当然前者运气更好），那么不妨说，德克勒克就是南非版的罗伯特-李将军。作为“失败者”，却能够得到双方一致的尊敬与理解，这在人类历史上难能可贵的。
在新旧力量发生剧烈冲突的历史关头，新兴力量冒险犯难，的确需要极大的勇气，即便不成功，也往往环绕着殉道者的光芒；但另一方面，旧势力审时度势、顺应潮流，创造共赢局面，或者至少避免最坏结局，这同样需要高超的智慧和担当。当历史最终证明前者的正确时，会给予他们极大的荣光；后者往往被笼罩在前者的阴影之下。但在解决政治死结的时候，后者却往往是不可或缺的。
当“胜利者”吸引全世界为之祈祷的时候，回顾“失败者”如何与之相反相成，或许别有一番独特的意义。对于习惯于斗争到“你死我活”地步的中国人来说，无论是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具体操作技术，还是曼德拉和德克勒克身上体现的妥协精神，都是当前亟待借鉴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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