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法夸尔：天安门的历史与记忆

摘要：“和平正是“六四”学生运动不可忘却的一点：一次事实上和平的运动，最后被暴力所制止。我不认为邓小平真的相信那些暴徒进 行暴乱的宣传上的説辞。因为如果是真的暴乱，暴力行动在五月份或更早就会发生了也不会等到六月。但我相信邓认为‘如果政府不决断，那我们就会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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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法夸尔：天安门的历史与记忆
（翻译：鲍朴）
（转自《新世纪》网站2011年6月3日）

和平、非暴力是“六四”学生运动的本质：一次事实上和平的运动，最后被暴力所镇压。

“五四”一开始是个暴力行动

这是一次圆满盛会。我祝贺晓清和同学们的演出。同时我也祝贺Becky找了本课外的朋友们并且让他们对这些重要事件也和她一样有共同的感知。

我很高兴你（晓清）教授了这门课，因为多年前在天安门事件发生后的三年里，我开了一门关于天安门事件的主课。我真希望，我当时也像你们这样演一场话剧，可惜我没有（听众笑）。我们都看到了刚才课内外同学们的非常非常感人的演出。

尽管多数在座的都已经了解，或者通过晓清了解到了，我还是想通过这个闭幕词重申历史上只要提及则尽人皆知的两个时间，一个是五月四日，另一个是六月四日。

在中国这两个日子意味着什么，没有人需要解释。十月一日，大家知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双十节，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日；但这些国庆日都没有这两个日子的标志性的含义，这含义就是学生们通过参与政治而参与了中国20世纪的历史进程。

20世纪开始时的“五四”学生运动与“六四”相比有一个重要的不同。那就是“五四”从一开始就是个暴力行动。学生们想要找出巴黎和会中将领土割让日本的罪魁祸首，所以他们上门一个个去找那些将国土出让的部长官员们。尽管没有大规模的暴力行动，因为我不认为他们能够找到真正的“罪魁祸首”，“五四”运动一开始就带有暴力的实质。

一九八九年学运的非暴力本质

后来发生的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三次学生运动。1957年的百花齐放是从知识分子开始的，但学生们也行动起来了。我同许多人都认为是学生运动使得毛意识到他做得太过分了。学生们开始组织起来，开始同北京天津和其他城市串联。而毛和其他领导人从自身的经验，当然知道学生组织起来不去制止的后果，因此他们制止了这次运动。但必须指出的是，学生仅仅是在毛允许他们以后才行动起来的。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被短暂允许的。第二次学生运动，大家当然都还记得，就是文化大革命。这一次，学生们不仅仅是被允许，而且是被毛怂恿，鼓动甚至是被命令去炮打司令部。而且暴力行动的后果直到今天还是没有被中共党的官员以及史学界所充分认知。那是可怕的暴力，中国人对付中国人，採用了形形色色的藉口，指责受害者不够共产党的要求，不配毛主席的领导。运动的本质是暴力，而且是有人指使的暴力。

1989年的学生运动同那以前历次学生运动，包括“五四”运动的不同之処就是在于非暴力的本质。

我们可以理解当时邓小平本人的感觉，一个儿子在文革中落下残疾，学生运动当然可能变成暴力行动。我们也可以理解他不愿意其发动的经济改革受到威胁。也可能他 被北京市官员所误导，但是，他认为这是一次动乱而且“必须制止”。我们看到尽管有警察拦路，学生们受到人民日报社论刺激以后还是冲破阻拦游行到天安门广场。这场运动不是毛所说的“星火燎原”的运动。这次的火势却是许多因素引起的，许多诱因都同政府有关。当然胡耀邦的去世并非政府的责任，但其他事情，比如拒绝接见大会堂前跪下请愿的学生；中南海新华门前警察的行为，和刚刚提到的邓小平钦定的人民日报社论等等不同因素，使得运动越搞越大。

唯一的来自学生的诱导因素，我认为，是柴玲在北大“让我们去绝食”的充满感情的演讲。是她的演讲説动了一小批人，可能十几个志愿者游行到天安门广场，然后驻扎广场。这是“六四”天安门运动的转折点，因为自此以后学生们就不必从西北面校园长距离游行到天安门广场了。许多人都知道从西北面校园区到天安门的距离有多长。自从他们佔据了广场，他们就不必远途跋涉了。这是运动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广场被佔据使得政府很难堪，戈尔巴乔夫欢迎仪式也不能在溷乱的广场进行了。

但是这毕竟还是一次和平的聚众示威。和平正是“六四”学生运动不可忘却的一点：一次事实上和平的运动，最后被暴力所制止。我不认为邓小平真的相信那些暴徒进 行暴乱的宣传上的説辞。因为如果是真的暴乱，暴力行动在五月份或更早就会发生了也不会等到六月。但我相信邓认为“如果政府不决断，那我们就会垮台”。当时有可能人大常委会召集开会，在政治局常委五人有三种不同意见，人大有可能介入，这就动摇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这是绝不允许的。所以这些八十几嵗的老人联合起来，当然我对八十几嵗的老人没任何成见（听众笑。作者本人81嵗），八位老人共同决定了武力镇压。

恢复全世界对中国人的尊重

现在人们经常问我，“当时的学生后来如何了？”他们已经为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改变观点了吗？或者他们为暴力的威胁而害怕了吗？或者他们从此以后移居海外而忘掉了中国？我想在今天的演出里面我们已经得到了对这些问题的一些答案。

这使我想起了1989年1月，我请前着名的人民日报副主编王若水来费正清中心，当时他已某种程度上同官方持异议。我问他，“大学生现在如何？”因为当时我们听到一些关于“五四运动”的纪念活动，他说他问了一位北大的教授，那教授回答说：“现在的学生对任何事情都丧失了兴趣，终日打麻将（听众笑），准备托福和出国”。但是那位教授的观察完全错了。在学生潜在的理想主义，三四个月以后在一位中共官员去世这样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件中爆发出来。因此对“理想主义是否已经不存在了”这样的疑问，我的回答是：绝不会，年轻人没有一点理想主义是不可能的。

理想主义还存在，政权是脆弱的。否则的话，为什么远在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让他们如此害怕而去抓捕软禁艾未未和其他一些人士？政权本身自觉脆弱。学生们也不会跑到街上就为了被人开枪打死。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事情会成为导火索。注意不可能某一个孤立事件会成为导火索，而必须是一系列衍生事件，这是变化的普遍规律。

我认为，中国是会发生变化的。是不是在我有生之年，我不知道。但是我毫不怀疑中国会变化。因为中国人民，包括中国共産党的领导人，在近代从丧权辱国中挣脱出来的目的就是在世界上恢复尊严，恢复全世界对中国人的尊重。这种尊重在近三十年的中国人改变自己国家面貌中的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已经逐渐取得。最终，我认为中国的领导人知道，许多中国人知道，很多海外中国学者也知道，最为根本的尊重将来自于中国人民有一天能够相信他们的领导人，而领导人又能过相信他们的人民能够参与国家的管理。那一天到来之时，中国将真正成为一个参与全球化的伟大的国家。谢谢。

注：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著名中国文革史专家，哈佛大学历史及政治学教授。本文是作者在“天安门运动的历史与记忆”研讨会上的闭幕词
（录音整理Luke Rei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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