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抵抗的灯塔，不是绝望的行动

摘要：“这些自焚行动更广的目标，可能不是有意设计，但肯定是有所预料，是为了唤起藏人团结一致、抵抗中国的占领。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些蔑视强权的行动的确鼓起了抵抗者的勇气，这些率先殉身的人肯定料到了明显会发生的这种连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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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抵抗的灯塔，不是绝望的行动
作者：克里斯托夫•白苏且Christophe Besuchet
译者：卜花儿 ( @Buxoro)
（转自唯色博客《看不见的西藏》2012年1月29日）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像我一样，我反正一看到媒体和流亡藏人总用“绝望”这个形容词，来描述在西藏自2009年以来发生的自焚抗议，就非常不安。在我写这篇文章之时，自焚已发生了17起，像“真正的绝望举动”、“绝望的自焚”这样的说法已成为日常词汇，自动重复，好像作家、政府官员及政治家不觉得有必要去分析这些行动背后更广博的志向。

从词源上看，“绝望”来自拉丁语“desperatus”，意为“被剥夺了希望”，用到形容抗议行动时，带有痛苦和沮丧的意味。阿富汗妇女和少女的自焚（2009年3月至2010年3月有103例）也许可以被称为“绝望举动”，自焚者以此来表明她们宁可死，也不愿生活在长期的家庭暴力与虐待之中。当被问及她们的动机时，自杀未成后幸存的阿富汗妇女总说，她们感到“没有出路”。其中之一，当问及对其他妇女有无忠告时，甚至答道：“不要焚烧自己。如果你想找出路，用枪，痛苦要少些。”

西藏自焚事件则完全不同。首先，所有可得的证据都表明，他们的动机 是更伟大的事业，而不是因为抑郁、社会压力或财务负担。正如今年1月8日在果洛达日自焚的一位受人尊敬的喇嘛索巴朱古所写：“我自焚不是因为我的个人利益与问题，而是为了六百万没有自由的藏人，为了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其次，虽说藏人的自由被剥夺，他们的希望没有被剥夺。自从藏人先驱图登欧珠1998年4月在新德里自焚以来，从我们能得到的信息来看，所有自焚者都健康、快乐，除了为反抗中国对西藏的占领而牺牲，他们没有任何其它理由去死。再次引用索巴朱古在其政治遗嘱中清楚地表明没有绝望：“藏人不应对未来失去希望，幸福的一天终会到来”。这种乐观态度甚至表现在亲属身上；22岁的洛桑嘉央在1月14日自焚，他的母亲表示家人“对他的死没有遗憾”，因为他是“为了西藏的事业而牺牲”。

从这种无畏的抗议中引发的希望，也对那些在被占领的西藏抵制中国压迫的人民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中国监狱因莫须有的间谍指控被关了6年的民族音乐学者与制片人阿旺曲培最近指出：“1997年［原文如此］，我还在监狱里，听到了图登欧珠在印度自焚的消息。（…）与所有在西藏的政治犯一样，我受到了鼓舞和激励，因为我们感到会有事为西藏而发生。”他进一步说：“我相信大多数听说过图登欧珠历史性牺牲的在西藏的藏人，一定会受到启示并为之感动。”

在这些抗议行动中，我们看不出任何绝望的意味，也没有信 心的失去。从这些自焚事件中我们所能看到的，与其它任何一例在西藏的抵抗行动一样，是充满信心、坚韧顽强的突出范例，是崇高的希望，是坚定的决心。这些牺牲体现了整个民族的梦想与道德力量，绝不能随便地或冷漠地贬低为悲壮有加，却完全无用的个人行动。

对“绝望”这个词的滥用，虽然对很多人来说是无意的，有损于这些英勇的行动，这是必须指出的。首先它损害人的记忆：它显示了对他或她的动机、决心和愿望令人不安的缺乏尊重。去强调那些毫无根据的苦楚与绝望，一个英勇的行动会被人记成一种逃避的方式，或者更糟，一种软弱与怯懦的标志。在大众心理中，这会产生有害的后果。中国当局很清楚需要贬低对自焚者的记忆，并且很快地指责索巴朱古是因为秘密恋情而自杀，虽然这种指控不大成功。而且这样还有损于这些自焚事件标志着反抗中国占领斗争复始的信念：把这些行动标为绝望，并视为无望的抗议，我们在冒着将一个潜在的革命希望扼杀在萌芽之中的风险。在这里，我们提到了一个至少对在达兰萨拉的西藏领导者来说是更为敏感的问题。

在自焚者付诸行动时，他们心中肯定会有几重目的，他们大概不想只是完成一次性的演示行动，而是认定他们的牺牲会成为点燃更大规模抵抗运动的火花。他们的目的常被解释为引起世界对中国在西藏镇压的注意，但这种解释并不完全正确。不论在西藏境内或流亡在外，很多藏人已不再对其他国家为他们而作出实质的政治参与抱有信心。而且，没有一个自焚者在他们的遗言中提到联合国或任何一个外国政府。这些自焚行动更广的目标，可能不是有意设计，但肯定是有所预料，是为了唤起藏人团结一致、抵抗中国的占领。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些蔑视强权的行动的确鼓起了抵抗者的勇气，这些率先殉身的人肯定料到了明显会发生的这种连锁反应。索巴朱古自焚后在果洛地区，或洛桑嘉央的阿坝县发生的要求独立的抗议，明确展示了这些行动如何成为催化剂  即使第二个抗议更直接的原因是警方非人道地殴打火焰中的洛桑嘉央。

不能想像这些自焚的藏人，特别是在因果业力中有过长期修行的僧尼们，不会意识到他们的行动可以产生巨大后果，可以体现他们同胞的不满与挫折。他们可能（也可能没有）听说过穆罕默德•布瓦吉吉，他的自焚引起了去年在突尼斯发生的革命并启发了更广泛的阿拉伯之春，但他们肯定会意识到他们的行动将引发抗争的巨大潜力。看一看中国的武警、警察以及特警在西藏不安地区人数上不成比例的部署，没人会怀疑北京意识到了这些抗议活动的激烈性，并且对由此而来的威胁极度重视。那么，为什么达兰萨拉不去充分利用这个局势呢？

西藏流亡政府，固执其不能自脱的中间道路，确实有其充分的理由尽量减少这些自焚的影响范围。首先，这些对抗性行动与官方的绥靖政策相抵触，而那些高级官员认定那是解决冲突的唯一关键。但是，更重要的一点，自焚者之中有些人要求独立，也有些人称西藏为“国家”（rgyal-khab），显示了对“真正自治”微不足道的支持。

由此看来，不必奇怪噶伦赤巴洛桑森格在《华盛顿邮报》称这些自焚为“绝望的行动”，或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称“僧人的自焚是出于无助”。也不必奇怪在宣读所有在西藏将自己焚烧者的名单时，同一位噶伦赤巴，面对近20万聚集在菩提迦耶参加时轮金刚法会的藏人，不知何故遗漏了扎白的名字，20岁的他在2009年2月成为第一位在西藏的自焚者。

但是，尽管达兰萨拉不情愿认同自焚者的真正目标，以及外国媒体拒绝描绘藏人奋争的实质，当前迫切需要的是不要让这些（自焚）行动无休止地发生。终止自焚  并使之服务于其真正的目的  是不会仅仅在解除对寺院的封锁并将武警部队从不平静地区撤出后实现的。坦克与机枪只是中国残酷压迫中可见的一面。无论要求中国“克制”（美国政府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用词）能给当地居民多少解脱，都只有短期的效果。总有一天，抗议活动再会出现，很有可能会有更加激烈的程度，造成更大的伤亡。

然而，复兴的抵抗，如有组织并更具对抗性，会驱使西藏内的有志人士采取强迫将自己点燃之外的各种行动。自2008年以来，在西藏的藏人已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决心和勇气。反抗中国占领的抵抗运动在这四年中不断发展壮大，并达到了195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层次。以前总是避免采取立场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现在坚决支持，要求独立以及展示西藏国旗比以往更频繁，以鼓舞人心的“拉喀运动”为标志的不合作行动越来越多地在整个西藏出现。在全国范围内，新的国家意识在不断增长，新的抵抗方式在发明；不满情绪在全国都在沸腾。这种合流之势很少出现过。

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达兰萨拉发出一个正式呼吁来整合并参与重要的非暴力行动，会在西藏发生多大的影响。比如，号召一个全国范围的不合作运动，无疑会受到欢迎，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得到大部分在中国统治下生活的藏人支持。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措施会赋予新选出的流亡政府以坚实的合理性，这个选举在西藏境内被热衷地追随，在西藏的藏人对其仍寄予厚望。然而，我再次表示我对西藏流亡政府领导这场斗争意愿的疑惑。中间道路方案，不仅是自治的主张，也被证明是不行动与投降的呼吁，它从未为在西藏的藏人指引方向（也许除去提倡与中国占领者合作）。根据噶伦赤巴的陈述以及他对来自中国的无情制裁的担心，达兰萨拉肯定不会在近期内鼓励在西藏的政治抗议。

但我坚信一件事：不把西藏抵抗运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自焚及类似的极端行动将不会停止。回到以前的状态已经不是一个选项，藏人现在正在走向没有回头路可走的地点。由晋美乌金总结的“糌粑革命”正在进行。引用英国歌手彼得•盖布瑞尔于斯蒂芬•比科在南非狱中死后写的歌词：“你可以吹灭蜡烛，但你吹不灭大火；火焰一旦燃起，风将吹它更高。”

这些自焚者是真正的自由战士，他们用的是非暴力行动的最高形式  也是最痛苦的  来为他们的国家摆脱压迫。至少我们也该做到的是还他们的牺牲以本来面貌，而不要以我们的短视，来加上他们原本没有的意愿。这些男男女女不是在中国极权之下绝望的受害者。他们不是向中国强权屈服的“被剥夺了希望”的人。他们牺牲自己是为了他们国人的利益，是为了恢复国民的骄傲，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行动会有所作为。因为他们秉承希望，西藏总有一天会得到自由。他们是指引继续对中国 暴政反抗的灯塔，鼓舞着数百万藏人团结一致，争取独立的斗争。愿这些自焚的藏人标志着共产党中国垮台的开始。

作者介绍：

Christophe Besuchet：克里斯托夫•白苏且是一位导演和西藏独立运动的长期活动人士。他是《Lungta》（风马旗）杂志的前发行人，是瑞士TSG组织的合作 创办人并且曾经绘制了若干拉萨和西藏地图。1994年至1999年，在达兰萨拉担任“阿尼玛卿研究会”的平面设计师。目前是瑞士让赞联盟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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