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罗兰追求社会变革的文学创作

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是20世纪上半叶法国著名的人道主义作家。罗兰所处的时代，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工人运动已经兴起，共产主义的思潮已经在欧洲出现。他觉得只有通过革命的历史题材，去创作一些寓有深意的剧本，在他设想的“人民剧院”上演，才能使意志消沉的法国人民重新振作起来。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罗曼·罗兰定居在日内瓦，他利用瑞士的中立国环境，写出了一篇篇反战文章，他的立场受到了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等人的指责。但他没有屈服。1914年在《日内瓦日报》上发表《超然于纷争之上》。1915年他为了表彰“他的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绘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但由于法国政府的反对，结果拖到1916年的11月15日，瑞典文学院才正式通知他这一决定。罗曼·罗兰将奖金全部赠送给国际红十字会和法国难民组织。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罗曼·罗兰与法朗士，巴比塞等著名作家一起反对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行动，他公开宣称：“我不是布尔什维克，然而我认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雅各宾，他们正在从事宏伟的社会实验。”

1934年，罗曼·罗兰与一位俄国妇女玛丽·库达切娃再婚。1935年6月，罗曼·罗兰应高尔基的邀请访问了苏联。并与斯大林见了面。

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罗兰一心向往的，基本上就是人道主义、和平主义以及自由、公正、良心、意志、.信仰等等，所以罗兰在1898年写成的《群狼》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祖国还是公正。罗兰在1899年写成的《理性的胜利》中，提出了另一个问题：祖国还是自由，民族的利益还是超民族的理性的利益。罗兰在1902年写成的《总有一天》中，又提出了一个问题，祖国还是良心，应当服从自己的祖国，还是自己的良心。如此等等。罗兰认为自己总是站在失败者一边。 

他觉得要让意志消沉的法国人民重新振作起来，罗兰在十年中写下了十二个剧本。这些剧本当时都没有出版，只有个别剧本在小剧院上演过。1898年5月3日，罗兰的剧本《哀尔特》被搬上一个小剧院的舞台。半个月之后，该剧院又上演了他的另一个剧本《群狼》。但这一插曲没有挽救罗兰剧本创作失败的总的命运。罗兰后来在《广场上的集市》中痛快地加以鞭挞的巴黎文艺界，始终对他的剧本冷若冰霜。

罗曼·罗兰人道主义的思想基础首先是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乌托邦思潮，尤其是泛神论者卢梭富于诗意的民主理想，再加上1789年公布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1793年代表小资产者以及劳苦大众意识的资产阶级左翼山岳党垮台，右翼政党吉隆丹掌握政权以后，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实际上成为一纸空文。自从青年时期以来，他怀着恢复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革命理想，坚持自由平等博爱的方向，希望能把这个口号变为实际行动。他认为这是振奋人心，复兴法兰西民族的关键问题。中年以后的罗兰，基本上仍旧怀着这种理想和热烈愿望，不过不再和青年时代一样，他想“振兴”的不再局限于法兰西祖国与欧洲，而是全世界，全人类。

罗曼·罗兰的人道主义还有一个特点：宗教感情。罗曼·罗兰思想的三个重点，那就是宗教意识、真理的追求和博爱精神。罗曼·罗兰十分强调个人、自由、个人意识。因为他认为个人意识是神灵在个人心中的显现。个人意识的崇高目标是对“爱”与“真”的无休止的追求。这就是罗兰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紧密结合的原由。

罗曼·罗兰的小说热衷的是表现自我精神探索的直接经验。以主人公人生遭际中的灵魂经历构建情节框架是他小说创作的基本特征。人们把这《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母与子》两部长篇称为“思想小说”。 

罗曼·罗兰的小说“不以故事为程序而以感情为程序”，讲述“一个真挚、漫长、富于悲欢苦乐的生命的内心故事”。心理分析和心态描写处于首要的主导的位置。

罗曼、罗兰笔下的正面人物都是多重性格的合成体。就数量言，克利斯朵夫身上的缺点几乎不少于优点，“我毫不隐藏地暴露了他的缺点与德行”。他鲁莽、笨拙、轻信和有些自鸣清高，脾气乖僻易怒，遇事手忙脚乱，思想不够灵活，生活不拘小节，还跟好些女性有过风流瓜葛。在安乃德身上，存在着十分强烈的女性的本能要求，她情怀炽热，容易钟情，先后爱上过好几个男人；她献犊情深，为子的成长时喜时忧，对儿子的少年任性不胜痛心，儿子参与冒险行为后她不止一次地从梦中哭醒。 

这种从多方面多角度描写而成的正面性格，不仅丰富生动，而且切合生活的本色形态，使正面典型具备了感人至深的艺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