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在白宫接待的客人是日本首相菅义伟和韩国总统文在寅，也与印度澳大利亚日本首脑举行了四国对话机制的线上峰会，在“稳住”了与印太地区盟友的牢固关系后，他首次出访国选在了欧洲的盟友英国，并随后在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内举行了五场重要的峰会，成功地翻过了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宣告“美国回来”。拜登政府目前的外交路线十分清晰，即联合盟友对抗中国，此次欧洲行在此意义上看可谓圆满 。但是欧洲一直主张“战略自主”的外交，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但此次拜登欧洲行无疑显示欧洲的态度有所改变。这将对今后的国际地缘政治带来何种影响？欧盟外交战略又将何去何从？
本次节目我们有幸专访到欧盟前驻中国大使史伟（(Hans Dietmar Schweisgut )先生，请他做出分析和解读。史伟先生是资深外交官，曾担任奥地利驻日本大使（1999-2003），奥地利驻中国大使（2003-2007），奥地利常驻欧盟代表（2007-2010），欧盟驻日本大使（2011-09/2014 ）， 欧洲联盟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及蒙古国大使（09/2014-2018）。
法广：您如何看拜登任内的首次G7 峰会？
史伟：“首先应该看到这次G7峰会是成功的，发表了联合声明。我们还记得上次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的峰会以失败告终，当时没有达成联合声明。我想应该从整体上来看拜登此次参加的几个峰会，除了G7外，还有北约峰会，美国欧盟峰会，与普京的峰会，其中G7峰会或许并不是最重要的，但他们强调了民主国家的团结，除了7国集团成员国之外，英国还邀请了印度，韩国，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首脑与会，这些都超过了过去所见之情形。因此我想，即使说“G7现在有了新的角色”也不过分。的确，还有很多野心尚未得到实现，但在实际看到签署了公告的国家如何执行之前最好不要进行评判，但我认为，随着美国总统拜登所说的“美国重新回来了” ，情形和之前相比的确有很大的不同。”
法广：中国没有被邀请，但中国在G7和北约峰会上可以说是幽灵主宾，两个峰会都多次提到中国，针对中国，下一步会如何走？
史伟：“我想未来应该好好审视中国这个问题，的确，拜登的中国政策大部分是延续了其前任特朗普政府的，尽管他的口号是“断裂”，“多边主义”和“美国重新回来了”。对于美国和拜登政府而言，首要的问题就是与中国的竞争，尽管对欧洲而言并非如此，但是欧洲面对中国的立场在过去一年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甚至认为这种变化发生在拜登政府上任之前：早在2016年，当欧盟发表针对中国的战略时，就明显表现出了批评的语气，更重要 的变化发生在2019年，欧盟不仅将中国定位为伙伴和竞争者，而更是“系统性竞争对手”，也就是说，在拜登政府之前，欧洲和美国就已经达成了一定的统一，包括对习近平为首政府的评价，以及不再将中国看作是一个机会，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对所有民主自由国家的威胁等问题上。不同的是，对欧盟而言，中国依然还是伙伴，首先是贸易伙伴，然后也是解决众多国际问题，包括气候，对抗疫情，地区争端等等的伙伴。这并不仅仅和中国的“冷战”，而更是欧洲如何在与中国合作的同时也要能够捍卫自身的利益，捍卫尊重人权，遵守国际法等价值观。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与欧洲的分野十分清晰，尽管如此，我认为他们还是在英国康沃尔郡的G7峰会联合公告中求同存异，达成了共识，虽然有分歧，但共识显然远大于分歧。”
法广：正如您所言，欧洲对中国的态度改变了，去年年底欧盟和中国签署了双边投资框架性协议，当时中国非常高兴，但美国持反对态度也是世人皆知，但现在欧洲议会已经宣布暂时停止对这个协议的辩论，如何解释欧洲的变化？
史伟：“我认为不能说欧洲的立场是跟在美国后面，但应该说欧洲和美国的利益从某种方式上讲联系在一起。至于商业政策，您提到了欧中投资框架性协议，虽然没有最后签署，但已经达成协议。我一直认为我们夸大了美国和欧洲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异。特朗普任内也和中国签署了双边贸易协议，但欧盟已经和中国进行了七年的谈判，最终达成的协议与美中去年的协议相比更开放的多，而且也没有排除对（比如）对新疆问题的强硬立场，欧洲也是首个对中国的负责人进行制裁的，相比之下，欧盟在香港问题上找到共识更困难，由于匈牙利的反对立场，欧盟没有达成一个全体通过的共同立场。另外，欧洲开始重视南海议题 ，与日本达成了双边协议，首次提到了台湾，欧盟在印太地区也开始根据德国和法国首先提出来的方案采取行动，在这些问题上都可以找到共同的立场，同中有异，但是我们在一些对欧洲重要的议题上并不总是和美国站在同一战线上，这也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在G7峰会前的记者招待会上所讲的，欧洲不仅要有独立的对华政策，而且在其他问题上也一样。
问题是，如何定义这种独立性。对中国而言，很简单，如果欧洲和美国持同样立场，欧洲就是依赖美国的，但对欧洲来说不是这样的，我们和美国分享着同样的价值观和利益，有多层意义，但我们当然不是美国的木偶…… 这就是新的情况，很复杂也很困难，同时也反映出当今国际秩序的脆弱性。”
法广：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正在大张旗鼓地准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G7和北约峰会有关中国的声明当然会让中方感到被冒犯，也会非常地强硬予以反对，您先后担任奥地利和欧盟驻北京大使，对中国政府有一定的了解，您想他们会如何应对呢？
史伟：“首先应该承认，如果我们从总体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以及中共建党100年来的历史，很难不承认他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功。70年前，中国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实力和今天完全无法相比，但是，也应该看到，十年来中国在习近平的统治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体制越来越专制，虽然之前也是一样的专制体制，但是中国现在具有地区攻击性，与其他国家有冲突。今天的局面是，在苏联垮台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体制对手，是不同体制之间的竞赛，中国人越来越多地说“中国的体制更有利于解决世界问题”，中国也强调在联合国内部有很多国家接受了中国对于人权，对于新疆问题的定义。
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在美国，欧洲和印太地区都意识到我们之前可能等了太久才看到中国现在的外交政策，是自由民主概念的反面。当然，中国的看法完全不同，对于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他们认为是中国模式被接受，展示的是中国不仅能够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也是全世界可以效仿的模式，这就是巨大的挑战。”
法广：中国在很多领域，包括太空，高科技等都已经从某种程度上讲超过了欧洲，现在才意识到这些挑战是否有点为时过晚呢？
史伟：“中国现在已经变得太强大，也很深地进入了全球经济体系中,现在应该找到方法让让中国接受共同的模式是多边主义的事实，中国接受这个原则，但在实践中，中国的多边主义是选择性的多边主义。所以就需要通过对世贸组织进行改革，G7更注重强调等方式重新定义多边主义。就像上周末在G7 峰会在英国所做的那样。
欧洲需要做三件事情。首先，和中国在所有可能的领域进行谈判，这也就是我认为欧中投资协议从原则上看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个协议让双边关系通过商业交流更加互惠对等；第二，欧洲不应该仅仅只等中国接受对欧洲和美国有利的规则，而更应该拥有保护自身利益的手段。几年前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在欧盟成员国内部的不少国家都认为自己是自由贸易的捍卫者，但现在发生了变化，因为我们看到在贸易问题上，中国和其他国家不一样，所以就应该找到一个捍卫自己利益的方式，比如在投资领域，在对国有企业补贴问题上，等等……
第三，这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意识到仅仅通过防御性的捍卫自身利益不一定会成功，还被冠上“保护主义”的帽子，但是欧洲必须在高科技，太空和防御领域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所以，对欧洲的挑战是，必须将目前看作是一个决定性的时期，在未来高科技领域大量投资，只有这样，“战略自主”的口号才能成为事实。道路还很漫长，但是我想欧洲已经有了情感变化，可以促使欧洲利用之前不可能的力量来找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立场 。”
法广：现在中国的外交政策非常具有攻击性，不少外交官都被称为“战狼”，您在中国长时间担任外交官生涯期间，是否也遇到过问题？您如何看现在中国的战狼外交？
史伟：“ 的确是这样的，和我2003-2007年担任奥地利驻华大使时相比的话，我2014年开始担任欧盟驻华大使时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当我两年半前离开时就发现中国的外交不仅具有攻击性，还具有侵略性，咄咄逼人，向很多不跟随中国红线的国家施加压力，比如在人权和领土问题上，我们也看到在欧盟的许多首都，中国大使们的举动完全不像外交官，而更像国家代理人, 他们过分地要求得到尊重，他们不能接受自由意见，公众舆论和媒体自由，我刚才说到了体制性的竞争也在这里得到体现，在这个问题上，欧盟也必须清楚地说，我们有一个自由的体制，不能接受北京倡导的专制体制称霸世界。”
法广：但是当西方这样说的时候，对面的中国或许很难听得进去和接受？
史伟：“所以我觉得欧盟现在联合所有合作和关系伙伴的做法是对的。 中国感到利益遭到威胁时就会听。中国接受欧洲有不同的体制，中国接受根本的批评， 但他们要求得到尊重，要求尊重他们的根本利益，尤其是涉及到香港，台湾，新疆和西藏的议题时就非常困难。比如我们看到关于投资协议，中国甚至制裁了一些欧洲议员。在这个问题上是犯了一个错误，至少证明了两件事。首先我们很难想象，就在几个议员被制裁的时期，欧洲议会可能会投票支持这个投资协议，但也可以想象北京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仅仅是因为中国想表示他们不再愿意接受来自欧洲或美国的教训，甚至不惜付出经济利益上的代价， 预期事情会如何进一步发展还为时过早，但中国方面可能低估了一个事实，因为过去当欧洲方面在遇到价值观和商业利益的冲突时，总是会放弃价值观，但在今天这样出现体制上的竞争局面时，价值观就显得更加重要了，这就是变化，但可能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欧洲已经出现了情感的变化。”
法广： 总体上看，目前发生的一切都显示未来的国际地缘政治将发生一系列变化......
史伟："从这次G7峰会可以看出来，欧盟正在与其印太盟友重建关系，与不久前的情况相比，中国更加孤立了。但同时，我们也要了解 ，类似与前苏联那样的关系对待中国是不能的，应该接受中国需要在世界舞台上有更重要的位置，现在我要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团结在一起变得更强大，并向中国展示我们所做的也对中国有利，中国应该多一些开放，少一些政治攻击，否则对整个世界都没有任何好处。我担心的是，如果进入一个全球范围的中美严重公开冲突的阶段，和中国的接触就会比通过其他各种方式少。应该采取实质上坚定，同时在意见交流上开放，当然也包括贸易交流，学术学生交流等策略，不应该重蹈被中国崛起麻痹的错误，不能固步自封，不愿意接受没有中国的话，一些国际问题难以解决，如果我态度坚定，还是有可能让中国的态度发生改变的，就中国的合法利益而言，这也是合理的。"
非常感谢史伟前大使接受法广专访。
电邮新闻头条新闻就在您的每日新闻信里
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