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期台海紧张局势升级，台湾海峡的安全和稳定逐渐演变成受到国际关注的首要地缘政治话题之一。不仅美欧等国的各界人士就声援台海稳定发声，台海问题在印太地区内诸如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也成为了一个被拿到台面上进行探讨和辩论的公共政治话题。我们将在本期的节目中为您介绍在澳洲国内执政的联盟党和在野的工党主要人物近日就对外政策和台海一旦有事，澳大利亚是否应呼应美国盟友保卫台湾的讨论。
澳大利亚工党籍前总理保罗·基廷(Paul Keating)11月10日在澳洲国家新闻俱乐部参加对话时提出，不要卷入台湾问题上的军事冲突，他认为台湾不是澳大利亚的重要利益。他还批评莫里森政府通过三边安全协议（奥库斯协议，AUKUS）计划购买8艘核动力潜艇来对抗中国，就像“往山上扔一把牙签”。基廷的这一争议性发言曝光后，《澳大利亚人报》周末版12日刊登了对澳洲国防部长彼得·达顿（Peter Dutton）的专访。
达顿在采访中表示，作为防长他目前关注的重点是澳洲的国防重组。他有很多事项需要处理，包括澳洲士兵在阿富汗战争期间是否犯下战争罪行的《布雷顿报告》、澳洲军队从阿富汗撤军的善后和跟进落实奥库斯协议。达顿指出，他的战略愿景是为“我们自己地区的冲突威胁”做好准备，并应对一个自信的中国。
达顿说，“（中国）已经非常清楚他们进入台湾的意图，我们需要确保有高度的准备，通过我们的能力有更大的威慑感，这就是我认为我们把我们的国家放在一个实力地位的方法。”他续称，“我的工作是让组织（澳洲国防部）进入这种心态。”当记者问及，“如果中国寻求以武力收回台湾，澳大利亚是否应该参与战争以试图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对此，达顿回答说，“如果美国选择采取一项行动，我们不支持美国的行动，那是难以想象的。”他补充说，“我们应该对此非常坦率和诚实，在不预先承诺的情况下审视所有的事实和情况，也许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不会采取这种选择，（但）我无法想象这些情况。”
同样就老前辈基廷的发言， 澳大利亚工党现任领袖安东尼·阿尔巴内塞 （ Anthony Albanese ）11日在受访时拒绝直接对他提出批评。但阿尔巴内塞明确表示，不同意基廷对澳大利亚目前面临的战略环境的评估。他说，“中国已经改变了姿态--这就是事实。”阿尔巴内塞说，“他们更向前倾斜。澳大利亚为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发声是正确的。例如，中国是在对澳大利亚进口产品的态度上发生了变化的国家，而澳大利亚的企业正在遭受损失。”阿尔巴内塞告诉记者，作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前领导人，他总是听从基廷的意见，“但工党决定了我们未来的政策”。他说，“而这是一项基于原则的政策，但也基于认识到我们在2021年的位置。”
阿尔巴内塞强调，工党的政策需要认识到“我们在2021年的位置”，包括“美国和中国的战略竞争时代”。他说，同意美国拜登政府的观点，“我们需要的是没有灾难的竞争”，这就需要接触，但这也需要承认中国在对外姿态上的变化。阿尔巴内塞指出，工党的外交政策建立在三个原则之上，“我们与美国的联盟，在我们地区的参与和对多边论坛的支持。”随着明年5月澳大利亚联邦议会选举的临近，寻求继续执政的现任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和他的联盟党同僚则根据基廷的发言抨击工党在处理澳洲国家安全问题方面态度软弱。近两年不断受到疫情压力的莫里森向澳大利亚民众喊话称，“在这些国家安全问题上，你真的不能相信他们（工党）。”
黄英贤：澳大利亚所面临的许多挑战是没有先例的
为了回应来自莫里森等人的批评，并向澳洲民众阐述若工党胜选后的外交政策主张，工党影子内阁外交部长黄英贤（Penny Wong）23日在澳洲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发表了题为“扩大澳大利亚的实力和影响力”的主题演讲。黄英贤在开场白中说，“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目的是促进澳洲的利益和价值观--确保我们的安全、我们的经济实力，并为更好地塑造世界。”她说，“我们必须建立我们希望的地区和世界：一个繁荣、和平、主权受到尊重的世界。我们必须扩大我们的选择和选项，以便能够在不升级为冲突的情况下处理分歧。”
黄英贤说，“我们应该采取行动，创造和保护全球公共产品，使我们的价值观得以体现，并使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所有国家受益。”她强调，“为了在这方面取得成功，我们必须扩大澳大利亚的实力和影响力。”黄英贤说，“这一点很少有如此重要的时候。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澳大利亚的许多挑战是没有先例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我们还没有听说过如此令人困扰的情况的汇合。”
黄英贤提及，“民族主义抬头，多边主义瓦解，大国竞争，新出现的新冠病毒菌种，一个不断变暖的星球。还有一个更加自信的中国。我们必须面对这个现实：我们的地区正在被重塑。”她指出，“这一代政治领导人在这种重塑中负有责任。保护澳大利亚当下和未来几十年的利益。确保下一代人的机会与上一代人为我们创造的机会一样好。”
黄英贤说，“我们的利益不会仅仅通过一系列单独的交易和买卖来推进。相反，我们地区--以及国际体系本身的特点、结构和属性正在被争夺。我们正处于一场争夺影响力的竞赛中，你可以说是一场竞赛。最大限度地提高我们的影响力意味着我们需要使用我们拥有的所有工具。”她表示，“军事能力固然十分重要。当我提到军事能力时，我指的是实际的、真正的能力--而不是公告。”
黄英贤补充说，“但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这些。我们需要部署国家权力的所有方面--战略、外交、社会、经济。”她说，“澳大利亚的权力和影响力的扩大是建立在一个不断增长的、有复原力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她续称，“我们的大部分财富来自于我们出口的市场，但提高复原力不仅仅是为了使市场更加多样化，尽管这很重要。世界的需求在不断变化，而我们所提供的产品也需要随之变化，以保持我们的经济实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通过成为一个可再生能源超级大国来加强我们经济的复原力，这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
黄英贤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有一个‘澳大利亚制造’的未来，加强我们对供应链失败和其他经济冲击的复原力。”她说，“但我今天讲话的重点是，我们如何需要更好地理解并更好地发挥外交政策的作用；外交政策必须与国家权力的其他要素合作才能成功--在这方面，整体大于部分之和。”黄英贤提到，“国防军总司令安格斯·坎贝尔将军（Angus Campbell）观察到，澳大利亚国防军作为一种硬实力的工具，最能塑造我们的环境并阻止违背我们利益的行为：‘当国防军与国家力量的所有其他要素，特别是与我们的外交部门合作时--我们在世界范围内的持久存在’。”
黄英贤：最能引起澳大利亚人共鸣的例子就是贸易
黄英贤说，“这不是一个将遏制冲突的硬实力和做善事的软实力分开的问题。因为我们地区所面临的大多数挑战都不属于动能军事冲突。它们中的许多都属于灰色地带。”她谈到，“最能引起澳大利亚人共鸣的例子就是贸易--其日益成为地缘战略竞争的一个载体。”黄英贤说，“经济胁迫和网络入侵正在被部署，以追求战略结果并破坏商定的规则。而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对包括能源、水和鱼类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开采规范的蔑视，使生计和地区稳定面临风险。这些都是单靠军事力量无法阻挡的威胁。”
黄英贤说，“事实上，正如国防军总司令所言：‘混淆、回应或破坏这些行为的最佳方式是成为一支合作、能力建设和区域内共同利益的力量和影响’。”她说，“因此，外交政策不仅仅是一个拍照的舞台，而是实现我们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工具。我还想说，如果我们正在寻求保护和促进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它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未得到充分利用的工具。”
黄英贤表示，“今天我想和大家讨论的是，扩大我们的实力和影响力的三个驱动器，这将是工党外交政策的核心：第一是向该地区和世界展示现代的澳大利亚。第二是培养基于信任的真正伙伴关系。第三是提高我们驾驭国际关系的能力，包括在灰色地带。”
黄英贤稍后在谈及促进多边主义、区域和联盟关系的重要性时谈到，“我们扩大影响力的动力将贯穿工党外交政策的所有三个核心领域：多边主义、本地区和我们与美国的联盟。”她指出，“我们参与的最核心的多边集团之一是东盟。这不仅仅是因为东盟作为一个实体的核心地位，而且也是因为我们的地理现实。工党理解这一点，我们认为澳大利亚可以也应该做得更多，以证明我们有能力与东盟领导人建立信任和一致。”
黄英贤说，“正如我们在支持奥库斯协议伙伴关系时明确表示的那样，与我们的传统伙伴的这种接触必须是在更多的区域性接触之外的。”她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上台后）将任命一位东盟特使--一位在该地区受到尊重的巡回高级别代表，以补充我们的外交网络，并与（东盟）各国首都建立密切的关系”。黄英贤说，“东南亚国家已经明确表示，他们不想在大国之间做出选择--但他们希望在该地区的重塑过程中行使自己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我和其他许多人主张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不断升级的战略竞争中找到一个沉降点--一个对本地区有利的、坚持道路规则的沉降点 。”
黄英贤：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冲突其后果对人类来说将是灾难性的
黄英贤说，“拜登总统已经认识到负责任地管理这种竞争的重要性，并认识到有必要设置‘常识性护栏’，以确保竞争不会转向冲突。因此，我们欢迎有关美国和中国已经同意有必要在核和战略稳定问题上进行接触的报道--除了他们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之外。”她说，“两个大国之间清晰和一致的沟通和‘护栏’对于管理我们周边地区越来越多的潜在爆发点至关重要。”黄英贤强调，“对我们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最大风险是台湾的冲突风险。即便如此，这不是一个仅限于我们地区的风险。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动能冲突，并有可能升级，其后果对人类来说将是灾难性的。”
黄英贤表示，“这就是为什么历届澳大利亚、美国和区域内政府都对两岸关系采取了谨慎和清醒的态度。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前人都很软弱或害怕。这是因为我们对利益进行了冷静、清晰的评估。还因为需要支持台湾人民和维护地区稳定。”她说，“在澳大利亚，这种做法涉及到两党对‘一个中国’政策的采纳，以及阻止单边改变现状的主张。这不仅仅是澳大利亚两党的立场，也是自卡特总统以来历届美国政府采取的方法，最近拜登总统也重申了这一点。（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也刻意采取了战略模糊的立场。”
黄英贤说，“在保持这种战略模糊立场的同时，美国拒绝宣布对军事冲突的明确立场，包括是否‘介入’一场由他人发动的战争。作为美国的盟友，澳大利亚采取了与他们一致的立场。这一战略被正确地采纳为最能避免冲突并使本地区生活在和平与繁荣中的途径。”她接着说，“因此，当彼得·达顿谈到澳大利亚不‘加入’台湾战争是‘不可想象的’时，他与澳大利亚和我们的主要盟友长期采取的战略严重脱节。”
黄英贤说，“当然，真正的问题不是像他所建议的那样，我们是否宣布我们的意图，而是为什么国防部长要加强战争，而不是努力维持长期的政策以维持现状--正如台湾领导人蔡英文所主张的那样。”她说，“达顿先生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在‘冲突威胁’的背景下使用了‘不可想象’这样的字眼--在他的前任秘书宣布战争的鼓声已经敲响之后。值得注意的是，莫里森先生没有使用同样的激烈语言，而是更紧密地坚持澳大利亚的传统立场。”
黄英贤说，“这是我们从莫里森-乔伊斯政府在一系列领域看到的同样的两面派游戏--比如在气候变化方面，莫里森先生做出空洞的承诺，听起来好像他很关心，而巴纳比·乔伊斯（Barnaby Joyce ）则告诉你他们的真实想法。”她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莫里森先生和达顿先生之间同样的动态，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是否让澳大利亚对一个超级大国开战这样严重的问题上玩政治游戏。”
黄英贤称，“据广泛报道，莫里森政府希望将国家安全作为未来选举的重点。放大对一个超级大国的战争前景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危险的选举策略。不负责任的政客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抓住权力，他们采用的就是这种策略。”她说，“正如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 （舆论与外交政策项目主管）卡萨姆（Natasha Kassam）所指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说法长期以来一直是‘台湾唯一的选择是统一或战争’。达顿先生放大了北京的宿命论，对澳大利亚人和台湾人都没有好处。”
黄英贤：我们需要把政治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外
黄英贤说，“这是莫里斯-乔伊斯政府试图利用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来获取政治利益的一连串案例中最糟糕的一次。”她续称，“最无耻的例子之一是，莫里森先生被问到一个关于法国总统说他是骗子的问题。他用一个新的谎言证明了这一点，他捏造了工党领袖‘支持中国政府和其他一些人对我进行打击’（的说法）。”
黄英贤说，“诚然，中国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两国的关系也变得更难处理。但是，每当他遇到麻烦时，就拼命在中国（议题）上玩政治，这对加强莫里森先生在澳大利亚人或北京的权威毫无帮助。”她称，“不过，根本的一点是，现在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莫里森先生的基本本能总是撒谎和指责他人。”
黄英贤说，“他谎称自己排在队列的最前面，在夏威夷谎称自己在处理丛林大火，在电动汽车问题上撒谎，在强制接种疫苗上撒谎。他对自己犯的错误撒谎，比如把澳大利亚对台湾的立场说成是‘一国两制’。他对其他人撒谎，比如向安东尼·阿尔巴内塞，甚至法国总统（撒谎）。然后他又说新的谎言来否认他的旧谎言。”
黄英贤说，“莫里森先生使他自己的话变得一文不值，澳大利亚人不能再相信他说的任何一个字。世界各国领导人也是如此，在他泄露私人短信后，他们再也不会相信他了。”她称，“事实上，这些短信证明了马克龙总统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暴露了另一个谎言。莫里森先生不具备成为澳大利亚在世界上的利益监护人的品质。当他撒谎时，澳大利亚就输了。”
演讲最后，黄英贤提出，“澳大利亚的领导人们应该接受世界的现状，并寻求将其塑造得更好。这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就像我们曾经需要的那样。”她说，“为了扩大澳大利亚的实力和影响力，我们需要把政治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外。我们需要把目光投向当天的新闻之外。我们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公告--我们需要做的是整个工作。”
黄英贤说，“我们需要高瞻远瞩。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国策的所有方面结合起来，以保护和促进我们的利益。我们需要提高我们在塑造世界结果所需的全部能力方面的表现--包括我们在灰色地带航行的有效性。我们需要真正的伙伴关系，以信任为基础。我们需要利用我们的人民尚未开发的巨大力量，向现代世界展示一个自信、统一、现代的澳大利亚。”
达顿：我们面临着自二战以来战略环境的最重大变化
就在黄英贤发表工党外交政策讲话的3天后，达顿在澳洲国家新闻俱乐部同样发表了有关澳大利亚国防和外交政策的演讲。达顿在介绍了莫里森政府应对社会安全、恐怖主义、外国干涉和网络攻击所采取的相应措施后表示，“作为内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长期成员，我有幸成为政府的一员，这个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对这些威胁和更多的威胁作出反应和调整。我们在混乱和未知的领域开辟了一条道路，始终朝着和平与安全的方向前进。”
达顿说，“随着区域环境的恶化，随着乌云的形成，这项任务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当今，我们面临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战略环境的最重大变化。澳大利亚再次发现自己处于全球战略竞争的中心区域。这个地区见证了扩军的规模和野心，从历史上看，这种扩军很少与和平结果联系在一起。”他补充说，“以及一个紧张局势继续上升的地区，其方式因新冠病毒大流行而变得更加严重。我们必须问自己的问题是，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达顿说，“到现在我们都很熟悉中国政府经常声称其致力于和平、合作和发展。我们被告知，它希望维护和确保我们地区和世界的稳定和繁荣。中国政府告诉我们，将与其他国家合作，维护航行自由和海上航线的安全，并通过对话和协商和平解决领土争端。”他说，“‘合作共赢’和‘进步’是中国政府常用的词汇。然而，我们见证了言行之间、言辞与现实之间的严重脱节。”
达顿说，“澳大利亚人与印太地区和全世界的人民一起，目睹了中国政府从事的越来越令人震惊的活动。占领、捏造和军事化有争议的领域，在南中国海建立20个前哨基地。拒绝海牙常设仲裁法院2016年关于同一海域历史权利主张的裁决--这一裁决对仲裁裁决的所有缔约国都有约束力，其中之一就是中国本身。派出越来越多的军用飞机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使用由民兵组成的渔船侵入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将国家安全法强加于香港，取消了‘一国两制’框架的庄严国际承诺。在中国与印度的边境以及与日本的东中国海地区加剧紧张局势。”
达顿说，“出于政治目的，对澳大利亚的进口产品--如大麦、牛肉、煤炭、羊肉、龙虾、木材和葡萄酒征收关税和禁令，破坏了对中国致力于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的集体信心。”他续称，“捏造宣传图片，描绘一名澳大利亚士兵谋杀一名阿富汗儿童。发布了一份与澳大利亚的14项争端的卷宗--一份暗示我们的国家应该避免做出主权决定和为自己的利益而行动的不满清单。其国家安全部多次参与针对外国政府和商业机构的网络活动--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多个国家在7月公开谴责了这些活动。”
达顿说，“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正在利用其日益增长的力量--在安全、贸易和经济、媒体和互联网方面以尊重为代价，迫使人们服从。”他称，“随着中国从事这些令人担忧的活动，也迅速扩大了其军队的规模和能力。”达顿说，“当今，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军。约有355艘舰艇和潜艇。其海军作战部队的规模在20年内增加了两倍多。”他说，“在过去的四年中，中国平均每18个月就建造一支新的海军舰队，其吨位相当于整个澳大利亚皇家海军舰队。到2030年，中国海军的舰艇数量预计将达到约460艘。”
达顿说，“中国还有两支隶属于其武装部队的舰队--中国海警总队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从60艘1000吨级的船只增加到130艘，而海上民兵在任何一天都会有300艘船只在南沙群岛活动。”他说，“仅中国海警总队就拥有与一些东南亚国家海军同等的能力和行动节奏。中国已经积累了2000多枚陆基弹道导弹和陆基巡航导弹，射程高达5500公里。”达顿说，“在未来十年，中国的核弹头储备--去年估计为200多枚--预计将达到700至1000枚弹头。澳大利亚的每个主要城市，包括霍巴特，都在中国导弹的射程之内。”
达顿：澳大利亚的立场是明确的：必须避免冲突
达顿说，“澳大利亚人希望他们的政府能够坦率地谈论我们国家面临的挑战。不要像保罗·基廷几周前在这里所做的那样，把他们置之度外，或者侮辱他们的智慧。”他说，“总理和我都说过，我们所处的时代有1930年代的影子。世界如果重蹈1930年代的覆辙将是愚蠢的。我们生活在高度紧张的时代，但本地区并没有走上不可避免的冲突之路。”达顿说，“但只有当所有善意的国家一起确保我们尽最大努力避开悬崖峭壁的时候。如果冲突因误解、误判或敌对而发生，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灾难性的。澳大利亚的立场是明确的：必须避免冲突。”
达顿说，“为了呼应前总理罗伯特·孟席斯（Robert Menzies）的观点：‘我们支持和平。我们寻求普遍和平的深沉静水。我们渴望与我们的邻国和平共处’。”他说，“澳大利亚欢迎中国作为本地区经济大国的崛起。我们希望中国继续在经济上取得好成绩。我们希望看到中国人民继续繁荣。”达顿说，“就像生活在我国的65万多中国出生的移民，以及120多万把澳大利亚作为家园的中国血统的华裔。这些都是优秀的澳大利亚人，他们重视努力工作、家庭和法治，是我们最成功的移民故事之一。”
达顿说，“我们希望与中国建立富有成效的贸易伙伴关系 - 一个对我们两国人民都有利的伙伴关系。我们仍然希望中国领导人有远见地选择这条道路；希望它走符合国际法的外交和谈判的道路。”他说，“但是，中国快速的军事扩张缺乏透明度，再加上胁迫性的行为模式，正在许多国家和大洋彼岸激起关注。”达顿说，“本地区如何能够确信中国寻求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或者其领土野心是有限度的？”他说，“当中国用灰色地带的网络效应和经济恫吓来支持地区领导权的愿望时，该国真正寻求与邻国（包括澳大利亚）建立什么样的关系？”
达顿说，“当条件由一方决定时，能有真正的互利合作吗？黄参议员会让你们认为我不应该问任何这些问题，也不应该指责中国的行为。”他说，“在我看来，默许或绥靖是一种策略，最终会导致战略上的不幸或更糟。只要看看中国是如何利用商定‘南海行为准则’的长期努力来扩大其对本地区的领土占领和军事化，并以东盟和本地区的安全为代价。”达顿说，“我相信我们应该指出那些破坏稳定和违背澳大利亚和本地区利益的行为。”
达顿说，“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澳大利亚人民期望他们的政府这样做。但我们这样做也是因为我们必须扩大因胁迫而沉默的声音，这些声音与我们一样寻求和平与稳定。”他说，“还因为在发表意见时，我们为其他人提供了空间，让他们也表达自己的关切。”达顿谈到，“虽然目前的辩论是关于台湾的，但分析必须更加诚实。是的，行动会有可怕的代价，但分析也必须延伸到坐视不管的代价。如果台湾被攻占，下一个肯定是尖阁诸岛（钓鱼岛）。请不要依赖你们的想象力。”
达顿说，“中国政府再清楚不过了；不一定是他们的言辞，但肯定是他们的行动。我想说的是，我们的繁荣和安全所依赖的区域秩序将很快改变。”他说，“在没有反压力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成为印太地区国家们唯一的安全和经济伙伴。这对我国和其他许多国家来说是一个危险的军事和经济状况。”达顿说，“中国政府希望占领其他国家吗？ 根据我的判断，不是这样的。”
达顿说，“但他们确实将我们视为朝贡国们。而这种交出主权和放弃对国际法治的遵守，正是我国自联邦以来一直反对的。它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人的生命的代价，任何重蹈1930年代覆辙的行为都将再次使我们的国家和更多人付出巨大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发言和被倾听是必不可少的。”他说，“如果我们坚持我们所知道的是正确的，并且我们与伟大的朋友一起做，我们就会成功。”
达顿说，“任何明智的政府都知道，你不能把国家安全政策建立在一厢情愿的想法上。它必须建立在客观事实和对环境的诚实评估之上。面对侵略行为和巨大的不确定性，各国显然会很自然地寻求加强自己的防御和战略联盟。”他说，“奥库斯协议--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之间强化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就是这样一个加强地区稳定的举措。奥库斯协议下的第一个重要公告意义重大--澳大利亚获得了核动力潜艇。”
达顿说，“但是，奥库斯协议还包括很多内容。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奥库斯协议是一种基于深化我们三国在安全和国防能力以及我们的价值观方面的合作关系。”他说，“奥库斯协议将使我们能够在我们三国之间更好地分享前沿的军事技术和能力。它将使我们的研究人员、科学家、工业部门和国防部队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将看到我们最初在网络能力、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额外的海底能力方面进行合作。从长远来看，存在着更广泛合作的重要机会。”
达顿说，“奥库斯协议伙伴关系不应该令人感到惊讶。在《2020年国防战略更新》中，澳洲政府的态度非常明确。澳大利亚拥有一支高效的、可部署的、一体化的军事力量。”他说，“但是，它没有足够的装备来阻止对澳大利亚或其利益的攻击，在一个更加严峻的战略环境中。《国防战略更新》强调了本届政府的意图，即澳大利亚对我们自己的安全承担更大的责任，包括在威慑方面。”
达顿说，“正如《国防战略更新》报告所指出的，我们的澳大利亚国防军‘必须能够从更远的距离将潜在对手的部队和基础设施置于危险之中，从而影响他们对威胁澳大利亚利益的成本的计算’。正是这些能力可以对广泛的威胁产生威慑作用，包括防止越来越多的胁迫性和灰色地带的国家技术活动升级为常规冲突。”他说，“与我们的美国和英国盟友一起购置核动力潜艇的决定支持这一意图。因此，这并不是总理去年宣布的战略的改变。相反，是我们实施它所需要的工具的改变。”
达顿说，“奥库斯协议不是一个寻求将议程强加给本地区其他国家的伙伴关系。相反，它是对更广泛的伙伴关系网络的补充，如东盟、‘五眼联盟’、‘五国防务安排’、‘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安排，它们都致力于促进印太地区的主权、安全和稳定。”他说，“奥库斯协议是政府为加强澳大利亚的防御态势所采取的决定框架的一部分。本届政府在2013年上台时，国防开支处于193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约占GDP的1.5%。我们已经把它提升到超过GDP的2%。事实上，它将继续攀升。”
达顿：澳洲国防军无法与一个大国的军事力量正面竞争
在随后对澳洲政府采取的一系列防务措施和政策加以介绍后，达顿说，“这种更坚定的做法符合公众的期望，也符合因印太地区局势恶化而产生的新的紧迫感，以及由此产生的迅速获得国防能力的需要。”他说，“作为国防部长，我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确保国防部继续开展其核心业务上。为了突出这一重点。我们必须记住，澳大利亚国防军首先是一支军事力量。它是一支使澳大利亚在为地区稳定做出贡献时能够举重若轻的力量。”
达顿说，“但没有必要拐弯抹角。单独的，我们的国防军无法与一个大国的军事力量正面竞争。因此，我们必须用强有力的实质性关系来补充国防能力。在志同道合的国家之间建立伙伴关系，专注于维护本地区和平的伟大事业，而不是民族主义的机会主义。”他说，“我们一直在双边层面上这样做。与我们的太平洋邻国、印太地区以及更远的地方的国家，并通过五眼联盟、东盟、‘五国防务安排’和北约等安排。值得注意的是，志同道合的国家正在走到一起，成为互补性伙伴关系网络的一部分。这是一个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凝聚力的星群。”
达顿介绍说，“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有着牢固的防务关系。这在我9月份与国防部长普拉博沃（Prabowo Subianto）的会晤中得到了证明。我们已经同意开展新的训练举措和业务活动，包括在网络安全合作方面。”他续称，“日本和澳大利亚不久将正式签订《互惠准入协议》，为先进的防务合作和在我们各自领土上部署部队的简化程序铺平道路。这将是日本自1960年以来与一个国际伙伴达成的第一个此类协议。”
达顿说，“澳大利亚和印度也在加强其防务关系。在9月与辛格防长（Rajnath Singh）交谈时，我向印度发出了邀请，希望他们参加未来的‘塔利斯曼军刀’演习，印度的军官们今年观察了这次演习。澳大利亚还将强化其在新德里的国防外交代表，以促进海上安全方面的信息共享和协调。”他说，“本地区还有许多其他国家，我们也在与之进行密切的国防合作。新加坡、马来西亚、大韩民国--仅举几例。与几年前相比，欧洲对印太地区的兴趣和参与也有所加强。”
达顿：归根结底，地区稳定要求美国在地区内完全参与
达顿强调，“归根结底，地区稳定要求美国在本地区完全参与。继续保护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创造的和平与繁荣--所有国家都从中受益。这正是美国正在做的事情。”他说，“2021年11月是美国在澳大利亚的‘部队态势倡议’的十周年。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看到美国在达尔文的轮换部队从200人增长到2500多名海军陆战队员。”他续指，“而且我们已经看到美国飞机在我们的领空中与澳大利亚皇家空军进行演习。9月，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Lloyd Austin）和我同意在这些举措的基础上继续努力。”
达顿说，“通过加强美国的存在和新的联合演习，改善我们的空中、海上、陆地和后勤合作。美国国防军的每一种类型的飞机都会在某个时候循环经过澳大利亚。在未来几个月，我将有更多关于联盟合作的内容。”演讲最后，达顿说，“女士们，先生们，澳大利亚人期望他们的政府在国家安全方面有所作为。因为当政府兑现承诺时，澳大利亚人就可以继续他们的生活了。”
达顿说，“现在，在我们应对本地区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时，政府正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国防部继续开展其核心业务：威慑胁迫；防止冲突；维护和平；为地平线上或地平线下可能出现的任何情况做好准备”。他说，“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澳大利亚人可以确信，政府将采取行动来保护他们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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