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破空：即丢失了传统、又丢失了现代是中国的莫大悲哀

长期生活在共产党体制下的中国民众，早已深谙共产党将集体主义精神做为追求、倡导的社会价值取向。作为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集体主义似为社会成员指明了一条培养集体主义精神的道路。然而，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却在其最新出版的《不受欢迎的中国人》这部新书中指出：一个最强调集体主义的国家，国民却最缺少集体观念，自私自利，极少为他人和环境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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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您对中国人的生死观进行了解析，您认为中国人的生死观与别的民族有何不同？

陈破空：我们知道，从中国传统的文化上来讲，中国人认为：人死如灯灭，一死百了，把这个人的状态称为阴间和阳间。活着的人在阳间、死去的人在阴间。说死去的人变成了鬼、甚至变成了厉鬼，非常可怕。所以中国人的生死观由于这样的话，特别地怕死，特别地贪生怕死。加上当代社会、中国共产党主张无神论，无神论就更加觉得人就是一种物质，人一死就跟物质灭了一样。人死了就变成了鬼，什么也不存在了。这样的话，跟其他国家相比，有了差距。

像我们在西方看到的，西方人普遍信教，有信仰、信仰上帝。相信人有三个有报：好人死后会去天堂；坏人死后会下地狱；所以他们精神状态会有不同。有人可以坦然地面对死亡；甚至觉得死亡是一件自然的事情。

我们再看看日本。日本崇尚自然。它认为生命就像一阵风。可能今天来、可能明天去。可能来得很短暂、去得很短暂、也可能长久一些。所以日本人把死亡理解为一种生命的延续。相对来说，日本人对死亡并不是那么恐惧。倒是中国人，由于现代的无神论、和由于传统文化中的阴阳论，中国人就显得特别地贪生怕死。使这个民族在相当程度上也显得相当地懦弱。

法广：您不仅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热衷内斗、恶性竞争，还罕见地反思了海外民运不成功的原因；鉴于你本身也是一名民运人士，做这样的反思，是否需要很大的勇气？

陈破空：对，中国人内斗、中国人一盘散沙、中国人不团结，在国际上是出了名的。不仅在历史上出了名，在当代也出了名。如果往上看，看到中国政府里边的内斗，权力斗争、刀光剑影、宫廷争斗始终纠缠不休。从毛泽东时代、到后来的邓小平时代、到今天的习近平时代，内部一直在进行权力斗争。他们每一次所谓党的代表大会，十七大也好、十八大也好，最后的那一场迟迟不能结束。而预定的新产生的政治局常委要跟记者见面总是一再拖延，那就是因为内斗到最后一分钟、最后一秒钟。甚至还要延时内斗。中国人内斗特性非常明显，在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

我们看最近有一个现象就是，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生联合会突然被校方解散。后来才知道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们发生了内讧、发生了内斗。一个副主席，由于竞选主席，没有到位、没有选上，他就向校方密报了组织中国学生联合会内部的各种情况，包括财务不清、包括非法捐款、包括不按学校的校规、包括中国领事馆对学生会的控制等等。所以最后哥大解散了这个学生联合会。但是这个学生联合会值得解散。有很多理由可以解散。但是内斗是它的一个导火索。

反过来我们再延伸到做为反对派的中国民运界，很多人问中国民运界、海外民运界为什么不成功？或者说做的不够好？有很多原因可以说。也可以说到中国共产党，有特务的破坏。但是其中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海外民运的内斗、也是不团结、一盘散沙。为了一些空洞的职务、一些虚无的头衔、可以斗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所以海外民运人士在相当程度上基本上是一个个体单兵作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没有形成一个集体、没有形成一个团队。在没有形成团队的情况下就缺乏战斗力。海外虽然有形形色色的民运组织，但基本上都是山头林立、而且各个组织也流于开会，很少采取实际行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在书中写道，海外民运人士之所以呈现这样的情况，它的原因是：它也是红旗下的蛋，就是崔健唱的那首歌：红旗下的蛋。也就是喝共产党狼奶长大的一代中国人。要挤出这个狼奶是不容易的，需要有个过程。我想很多海外民运是做了这样的努力，要努力挤出狼奶、挤出共产党的红色基因。能够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换句话说，如果海外民运人士不能摆脱中国人基本的劣根性，就好像死要面子、或者是好虚荣、内斗、争名夺利、追名逐利，等等。如果这些劣根性不能排出的话，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就可以是意想之中的事。

法广：您在论述中指出，中国人顾面子，但又脸皮厚，如何解说这种矛盾现象？

陈破空：中国人有句话说：死要面子、活受罪。这可以把中国人要面子的心态比喻到了极点。中国人确实要面子，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看得出来，中国人讲排场，哪怕七品芝麻官出场都要前呼后拥、大阵仗，摆一个架子让人看。甚至中国人会炫耀自己拼爹的现象，叫拼爹族。有人会嚎叫：我爹是李刚。来炫耀自己的身份。这都是要面子的表现。中国人现在也追究名牌，追究豪车，等等。追求一个非常光鲜的场所。

但是我们看到中国人一个奇特的现象，从要面子到不要面子可以一步跨过、毫不费劲、甚至不知不觉。比如中国人在国外去旅游，表现的这种粗野，实际上很丢脸，实际上是不要面子的表现。还有像中国政府或外交部发言人说话那种大言不惭、讲话连篇、实际上在国际场合很丢脸。甚至于中国政府压制不同的声音。在国际上都是丢脸。这些他们都不知道。

另外像中国豆腐渣工程，一旦露馅，那就属于丢脸。制造豆腐渣工程的人，弄得很光鲜，实际上以为顾了面子，但是一旦露馅，他的面子就丢了。所以从要面子到丢脸，到死要面子、死不要脸，中国人仿佛是不知不觉、扮演了一个双面人。为什么能扮演这么一个双面人？跟中国长期的厚黑文化的浸泡有关系。几乎所有的中国人浸泡在脸皮厚、心肠黑的这么一个厚黑文化中。这是中国特有的一个厚黑文化。再加上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国政府的这种表现，就好像日本毒饺子事件，中国先是不承认中方的责任，最后经过调查、经过两年多的责成、甚至四年地责成，证明是中方的责任。从不承认到被迫承认，从顾面子到最后反而没了面子。要面子反而没了面子。如果中国政府像别的政府那样，从一开始就表示歉意、就表示认真调查，一发现问题就认错、就道歉，反而顾全面子。但是中国人不懂，中国政府也不懂。所以中国人往往从死要面子变成死不要脸。

法广：你批评当今中国人，“既丢失了传统，又脱落于现代”，你对此如何解释？

陈破空：当今中国人，我们可以先和日本人做一个比较。像我们去日本，我们可以看到日本还有鞠躬礼、茶道、花道、书道等等。这些传统都保持了。和服。但日本还具有现代。它不仅有现在的工业、现代的科技、现代的文明，而且它还有现代的制度，那就是民主与法制的制度。但反过来看中国，中国人现在变得不伦不类，那些民族服装，除了在戏剧舞台上、或者春节晚会上，偶而展露一下，日常生活中，你看不到什么民族服装。穿的五花八门、甚至民工都可以穿西装。或者在不该穿西装的场所穿西装。中国古代的一些衣服，什么唐服、汉服，或者是旗袍，基本上看不到，除非是演戏。

另外中国人也没有什么鞠躬礼。甚至也没有拱手礼，连握手都握得不像，握得松松拉拉、学西方学得半拉子，这些都反映了中国的一个现象，就是现代中国人对传统只留了个表面。对现代社会也只抓了个表面。传统的精髓，中国人已经丢掉了。中国传统化只停留在一个表面，比如烧香、拜佛、算命，放放鞭炮，就是传统文化。中国人对现代也抓了个表面。比如开名车、外国有的，中国都有。能够用电视机、能够有高速铁路、能够有现代化的机场。但是真正外国有的好东西，它都没有。比如说创造能力、发明创造。尤其是民主制度。民主与法制的制度没有。中国是两头落空。一头丢失了传统，一头丢失了现代；跟日本和很多国家恰恰相反。这是中国一个莫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