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持续79天的雨伞运动之后，香港显然并未恢复平静。2016年农历 中国新年发生旺角街头的警民冲突，其严重程度为香港历年来罕见，凸现出当地积蓄并深化的紧张关系。与此同时，在雨伞运动中已经明显式微的各路泛民政党，如今更面对不排除使用暴力、立场更倾向独立的本土力量的挑战。非暴力抗争理念是否在香港越来越失去影响力？泛民各政党与新生的本土力量是否有合作的空间？本土力量的成长是否会让北京与香港本已紧张的关系更添一分焦虑？2013年初最早提出和平占领中环、争取特首普选倡议的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先生对民主前景仍然没有失去信心，也仍然不愿偏离非暴力抗争的理念，在呼吁民众大规模上街抗争之后，他如今似乎又重回议会政治的传统，希望推动反建制各党派共同努力，在2016年9月的新一届立法会选举中争取过半议席。
法广：今年中国农历新年香港旺角发生警民冲突，事后，北京政府和香港政府都将事件定性为“暴乱”。但社交媒体和西方媒体上也有人将这次冲突称作是“鱼蛋革命”。您个人怎么看这次冲突的性质？是暴乱？是革命？或者只是紧张关系背景下出现的一次骚乱？
戴耀廷：在我看来，“暴乱”在香港法律中有定义，一些参与了（旺角）冲突的人目前也被起诉“暴动”罪。按照(香港)法律的定义，只要有几个人走在一起，有一些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就已经是“暴动”了。这是一种比较宽松的定义。所以，从法律上讲，他们可以把这次事件说成是“暴动”、“暴乱”。但是，如果和我们在其他国家见到的各种程度的暴动相比较，这次在旺角发生的事情当然小很多。所以，从法律上讲，可以称作是“暴乱”，但我自己看来，说这是一次比较严重的警民冲突可能比较准确些。
法广：还有些人称这是一次“革命”。您怎么看？
戴耀廷：我觉得说是“革命”就有些过头了，因为那些人并没有很清楚的诉求，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为了能让一些小贩在新年期间在街头摆卖，没有具体的诸如要推翻政府等类型的诉求。所以，说“革命”，我觉得有些过头了。
法广：一年多以前，您和陈健民先生以及朱耀明牧师推动的和平占中倡议，后来演变成雨伞革命。其实，您在2013年最早提出和平占中倡议的时候就说过：非暴力公民抗命本身已经超越了法律界限；如今的旺角冲突走得更远。非暴力抗争是否正在香港失去市场？旺角冲突是否可以看作是占领运动的升级版？
戴耀廷：我们一直都在推动非暴力的公民抗命行动。如果观察一下其他地方，可以发现同样的情况，就是如果非暴力行动的要求没有得到当权者正面的回应（这不是你想不想，而是一种历史规律），自然就会有一部分人会选择使用更激进的方法、使用暴力的方法，去提出他们的诉求。这并意味着非暴力行动再没有市场或支持，只是在非暴力行动之外，现在已经有一些人，他们也不是多数，只是很少一部分人，但因为他们的行动比较激烈，一、两百人也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一点和非暴力行动不同，非暴力行动人数必须有很大一批人参与才有可能产生一些效果，所以，一小部分人走向暴力并不代表大部分人（我是说支持抗争的人）会走向暴力，这些人还是会坚持非暴力这样的信念。
对于当权者来说，现在要选择的是：如果继续不正面回应大家的诉求的话，暴力行动真的有可能进一步升级，有更多的人参与暴力的行动。反过来，如果能在这个时候做出正面回应，大家就可以回到一种比较和平、理性的方法。虽然非暴力抗争也是违法，但因为根本的原则还是要和平，所以，对于社会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带动改变的抗争方法。
法广：2014年的和平占领行动，后来演变成雨伞运动，坚持了79天，但其实没有取得任何期待的成果。如今还能期待从政府带到怎样的正面回应呢？
戴耀廷：其实在很早的时候我已经提出过这样的警告：我们的和平非暴力行动提出的诉求是非常合理的，如果你们不做回应，香港社会出现暴力是可以预见的。我当时说两年之内就可能出现暴力的行动，结果不幸而言中，事情真的发生了。现在，选择在政府手里，我们这些坚持非暴力的人，会继续坚持非暴力，不会放弃，会抗争下去。我们再一次警告政府，如果我们的民主诉求不能得到满足（不是我们想不想，我也不想见到暴力的行动，但是暴力行动已经出现），将来有可能发生更严重的情况，所以，政府现在应该理性地看待整个问题，尽快开展有关民主的讨论，好让这种暴力的行动不会再出现。
其实，香港人对民主的追求还是坚定的。我们没有放弃，只是占领行动没能达到我们的结果，我们必须想办法继续坚持非暴力。这段时间我自己也在和一些民间团体、和一部分政党，思考在今年九月的立法会选举时的安排。如果我们能够透过不同政治团体的合作，在立法会里争得一半的席位，这对政府就会产生更大的压力，我们不一定要采用暴力的行为，我自己不太认为这种暴力的行为可以带来真正的改变，其实非暴力也包括投票行为，如果我们能够透过选票，透过选举，让民间支持民主的人能够将来在立法会占一半的席位，不但我们可以否决政府的一些不民主的建议，而且我们可以在立法会里取得一定的决定权，这对整个政治体制来说也会带来一种转变。所以，我认为，虽然占领已经完结了，再发起一次占领运动恐怕也不容易，但这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用暴力的方法，我们还可以用其他的非暴力方法，包括选举投票，去继续推动。我对香港（实现）民主还是有信心、有希望的。
法广：争普选占领运动把两代香港人的民主梦想联系在一起，但后来发生的更是以年轻人、以大学生为主的雨伞运动，各个泛民政党好像只扮演了次要角色，好像传统政党与年轻人的梦想之间并没有有效的互动，而且现在又有新生的本土民主前线参加选举活动，而这些新生力量影响的恰恰是传统泛民政党的票仓。如何看泛民政党目前遇到的困难？
戴耀廷：我觉得观察民主运动时应该放宽眼界，当然现在一些新生的、年轻的、本土的政团很明显拿走了一些泛民政党的选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过去香港很多年轻人都不是登记选民，他们中也没有很多人去投票，这些年轻人过去也不会投票给泛民政党，如果新的本土团体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出来投票，那么，整个反对建制的力量其实是会强大起来的，反对政府的力量会增加，所以，依我看，泛民政党和本土力量两者间虽然存在一种竞争关系，但是也同时存在一种合作的可能，问题是我们是否能把竞争变成一种良性竞争，把我们的票源开拓得更大，在选举的时候，透过合作，抢占立法会一半的议席，让反建制的力量成为立法会的主流，那就能带来一种震动，给政治带来一种转变的机会。
法广：但是，本土力量，比如热血公民或者本土民主前线，他们在立场表述中不排除使用暴力，这与各路泛民党派的主张是不是差距太大呢？
戴耀廷：在香港社会，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认同非暴力抗争，但是，正是因为当权者没有正面回应，才让香港社会有一部分人比较同情暴力的行动。泛民主派很明确地说反对这样的做法（暴力行动），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他们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力量，虽然我不同意这样的做法，但是，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就是要推动民主制度。如果能够建立起一种民主的制度，我想，这些本土力量也不会随随便便地使用暴力行动。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选举这样的合法行为里有一种配合，带动整个制度的改变，在议会里争得有一半的议席的时候，我们可以对政府有更大的压力，这样可以达到一种情况：不再需要用暴力，因为我们在议会里已经能够达到在议会外面要达到的目的，为什么还需要用暴力呢？！泛民政党虽然和本土组织在一些做法上有不同意见，但是我们不会不承认他们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力量，透过和他们在某些方面（不是全面的）合作，或者说一种良性的竞争，这对我们最后给香港带来民主的改革可能会有正面的作用。
法广：本土派力量立场偏向独立，北京政府也倾向于将本土派与港独派混为一谈。这些本土力量的成长是否会让北京对于香港问题更加焦虑、让北京与香港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呢？
戴耀廷：这也是一个事实，不是你想不想看到这样的情况。北京应该看到，过去正是因为种种非暴力的行动不能让北京接受合理的民主改革，才会产生这种更多的人接受倾向暴力的，或者倾向港独的力量（的现象）。我想，北京应该想想：是继续用过去的那一套方法， 那就会让更多人走向暴力，走向港独，还是透过与和平的抗争力量谈判，让香港能够尽快有民主，这反而可以压缩暴力、港独的诉求。我想，一个比较聪明的做法就是与和平非暴力的力量开始有关香港民主改革的谈判，才可以把这种走向暴力、走向港独的势头煞住，不让它继续恶化下去。
法广：纵观大陆整体的民主发展形势和近期在香港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您对北京方面允许香港有更大的民主空间仍然抱有希望么？
戴耀廷：我当然不知道，也没有能力去知道北京方面的想法到底是什么。我现在的想法和当初提出占领中环倡议时的想法一样：无论北京怎样想，我们都是站在希望国家和香港都能有好的发展的角度去看问题。我们发出过很多次警告：香港人追求民主已经很多年，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如果仍然不能让香港有真普选，香港的局面会越来越难管治，这不是谁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事实。我们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北京如果接受，大家可以想办法有序地建设香港的民主，这也可以对国家走向民主的发展提供一种参考；但是，如果北京不听（这样的建议），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有些事情就会发生，现在就已经发生了，我两年前就提出这样的警告，会有暴力的行动。我们没有去组织暴力的行动，我们还是坚持非暴力，我们也仍然愿意和北京去谈判，或者想其他方法，让香港有民主发展，让民主发展帮助香港解决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各个方面，我们都愿意谈，但如果（北京）不愿意谈，那我们也只能说没办法，事情就会这样发生。我们只能警告，如果北京继续不这样做，事情只会更差。我们只能不断地提出来，希望北京能够明白。北京愿意不愿意去做，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但是，我们不会放弃用和平方法去争取民主，希望有一天，北京愿意和大家坐下来，开始这方面的讨论，让香港可以回到一种正常的、政治的和民主的发展路径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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