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底自中国武汉开始的新冠病毒重创中国之后，已经蔓延世界各地。中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国内疫情得到控制之际，欧洲已经成为继中国之后的重灾区，意大利境内的新冠病毒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中国官方通报的境内死亡人数，法国各大小医疗机构也日益感受到高峰来临的压力。中国政府开始炫耀制度的优越性，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各国借鉴中国经验。这场规模空前的全球瘟疫大流行似乎正成为中国与西方争辩制度优劣之战。应该说欧洲各国陆续开始了不同程度的封城措施，希望通过减少人员交集与接触，来降低病毒扩散传播的风险。法国自3月14日宣布进入三级防疫以来，限制居民出行的措施日益严格 。从形式上来说，这些限制居民出行的措施与中国的封城措施虽然程度不同，但整体大同小异。但从本质上说，却有着极大的不同。本次公民论坛节目尝试从法律框架以及资讯公开两个角度，介绍法国逐步升级的防疫举措运作的制度基础，供听众朋友参考。
三权分立体制下的法律框架与监督
与中国抗疫方法的第一个不同之处，应当是法国三权分立体制下的法律框架。中国最高领导人一声令下，全国各地自武汉起，迅速陆续采取不同程度的封城措施，进入没有紧急状态法的紧急状态。法国宪法第16款虽然规定总统可以宣布紧急状态，并全权决策，但马克龙没有这样做，而是由政府在陆续出台逐步严格的居民出行及集会限制措施之后，于3月19日向议会两院提交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法草案，主要目的是为政府已经采取的，诸如限制居民出行、禁止集会、限制非必要的经济活动、财政救助拨款、延期市政选举第二轮投票等因应措施提供法律框架。政府也将可以在此框架下，在紧急状态期限内，以政府法令的形式，不经过议会讨论，宣布其它紧急措施，应对疫情。
3月22日，议会两院经过4天的讨论，最终通过这项草案。法国由此正式进入为期两个月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这个法律框架并不只是形式，而是制定了一个监督机制。议会法律委员会主席Philippe Bas特别指出：在此框架下的措施将接受法官以及议会的监督。也就是说虽然紧急状态法授权政府采取特别因应措施，但监督机制在此期间不会缺位。政府措施是否确实符合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的需要，都可以付诸行政法官来审理其合法性。 政府的各项措施也必须立即知会议会两院，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可以要求政府对某项具体措施做出补充说明。虽然由于疫情，政府叫停了此前送交议会讨论的所有改革方案，议会工作日程明显减少，但并没有停止运作。3月19日至22日之间的四天，各党派议员均有代表参加了围绕政府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法草案的讨论，并提出修正案。 在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期间，政府仍将每周一次去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接受议员质询，只不过按照防疫卫生措施，参与质询的议员人数限制在少数，质询时间相应也缩短。
在议会两院之外，一个科学委员会（comité scientifique)也将可以要求政府对其公卫紧急状态下出台的措施做出说明。这个科学委员会的成员由两名分别由议会两院议长任命的专业人士和由政府政令任命的专业人士组成。
空前活跃的媒体与舆论空间
法国抗疫努力与中国模式的另一个重要不同，是资讯自由 。如果说大疫当前，政府采取非常措施应对理所当然的话，在民主体制下，立法授权政府采取这些应急措施的同时，对这些措施加以限制与监督也是必经之路。在立法机关与司法体系这些监督行政机关的体制架构之外，资讯的畅通、舆论空间的开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民众对政府措施的接受度。媒体的独立与多元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尤其是自欧洲成为疫情中心以来，法国媒体的相关报道可以说是铺天盖地。从政府每天的疫情通报、总统的电视讲话、总理的新闻发布会，到不同专业的医科专家的知识解说，从不同政见的政治人物的观点，到普通民众的焦虑不安与疑问，从各方学者不同角度的分析与评论，到大小媒体对社会不同领域、不同阶层的疫情体验的实地采访，几乎应有尽有。法国广播电视学院（INA）和媒体收听收视率监测平台Tagaday3月25日公布了一项调查。这项调查分析自去年12月1日起至今年3月19日间各电视台8000多小时的滚动新闻节目内容后得出结论，新冠病毒疫情及其影响激发的媒体报道篇幅前所未有。3月9日至15日一周之内，75%的电视新闻都围绕这一主题。而且与以往面对突发事件时，短期内的即时集中报道不同，关于这次疫情的报道始终保持着极高频率。这种规模前所未有的密集报道，尤其在限行措施开始以来， 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被禁足在家的民众所面对的自我封闭状态，也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使用，政府的措施在这里传达和说明，民间社会的不安、疑惑、不满、愤怒等种种情绪也在这里得到宣泄和反馈，迫使政府对各项决策做出解释，对民间质疑与批评做出回应。
资讯畅通的条件是舆论空间的开放与自由。这并不是一个空泛的口号。浏览法国传统电台、电视、报纸，以及当代社交媒体平台等各种传播媒介的内容不难发现，所有议题都可以提出讨论：有公众对政府防疫决策的质疑，比如：为什么政府始终不能缓解口罩慌？政府承诺发放的口罩为什么没有及时到位？医院急救床位紧张情况下，医护人员是否会选择性救治？为什么不采取大规模全民检测的排查方式？为什么对羟氯奎宁治疗方案如此谨慎？为什么既要求民众居家防疫，又要求一些企业继续运行？等等。也有涉及对经济模式，社会伦理等不同议题的思考与辩论，比如停止家属探访在养老院的家人是否也忽略了隔绝社会往来对老人的心理健康的伤害？面对危重病人，医生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放弃抢救？民主体制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宽容公卫紧急状态对个体自由的剥夺而不丧失其核心价值？是否应当重新审视全球化经济模式下的劳动分工？在危机中尽显弊端的体制在危机之后应该如何改革？各种质疑与思考通过媒体和社交媒体交锋争辩，没有定于一尊的统一口径。思想与言论的自由表达可以说是民众在公卫紧急状态下接受让渡部分行动自由的基本条件。
紧急状态与民主原则间矛盾中的微妙平衡
紧急状态本身就意味着对公民正常享有的各种自由权利加以限制，而民主体制的原则是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利。自由权利的名单很长，出行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创业自由、就学自由、隐私保护，等等，等等。 法国公共卫生法早在2007年就已经纳入了一项法令，允许政府在非常情况下采取一切紧急措施。但这项法令此后从未真正执行。不仅因为法国此间没有遇到如此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更是由于这些非正常情况下采取的紧急措施意味着对作为社会契约基础的公共自由的扭曲。这些自由并不是政府对民众的施舍，而是政府所依赖的体制的存在基础。政府因此必须在保证公共健康的必要性，与限制个体基本自由权利之间找到平衡。尽管专家的警告一次比一次紧迫，令民众对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充满迫切期待，但法国社会一向对任何可能限制个人自由的措施十分警惕。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法国政府采取了逐步升级防疫措施的方式。禁止集会的人数从5千人，过渡到1000人，到100人，目前索性建议人们居家防疫，避免走亲访友。对违反出行限制者的罚款金额也逐渐提高，从最初的38欧元，到135欧元、350欧元，甚至是1500欧元。不少人批评政府的防疫措施过于迟缓、无力，并且时常自相矛盾，但这种逐步升级的过渡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让民众对更严厉的限制个体自由措施有了心理上的准备。
中国的新冠疫情已经至少暂时得到了控制，法国的疫情高峰尚未到来。法国政府的应对战略是否有效，现在评判还为时过早。尽管中国严厉的封闭式管理模式的效力令不少法国民众感叹不已，但法国无法照搬照抄中国模式也是一种社会共识，因为中国的危机管理模式是一种政治常态的延续，正如民主体制下对公权力的制衡与监督、媒体与舆论空间的开放与自由并不是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下的特殊设置。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才刚刚开始，法国舆论已经有人担心这种非常时期限制个人自由的措施会变相地长久存在。在这种民主体制下，无可质疑的是， 法国政府需要在疫情过后就其应急措施是否及时、是否得当接受检讨，并承担责任。早在政府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法出台之前，就已经有数百名医护人员于3月19日联合向法国共和国法院起诉政府总理菲利普和前卫生部长比赞，指控他们没有及时采取措施，阻挡新冠病毒在法国传播。对于政府来说，重要的不是自己如何表述成绩，而是选民手中那张定期使用的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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